风水的明显美学成分，最易为人注目，所以在有关风水理论的研究中，往往揭示也较多，后面不少论文，也在这方面有很多具体论述，这里不妨补引几阙古代文人的卜居诗，既可见风水意向，更可明了风水为很多士人倚重的原因。西安风水大师：例如谢灵运《山居赋》：“抗北顶以葺馆，瞰南峰以启轩。罗曾崖于户里，列镜澜于窗前。因丹霞以赤眉，附碧云以翠椽。视奔星之情驰，顾飞埃之未牵”。又谢灵运《田南树园激流植援》：“中国屏氛杂，清旷招远风。卜室比北阜，启扉面南江。激涧代汲井，插槿当列塘群木既罗户，众山亦对窗。靡迤趋下田，迢递瞰远峰。……赏心不可忘，妙善异能同。” 再如杨万里《东园醉望暮山》：“我居北山下，南山横我前。北山似怀抱，南山如髻鬟。怀抱冬独暧，髻鬟春最先。松鬈沐初净，山葩插更妍。我来犹斜阳，我望忽夕烟。一望便应去，不合久凭栏。山意本自借，如何许人看。急将白锦障，小隔青鬓颜。近翠成远淡，缥缈天外仙。谁知奇绝处，正在有无间。倾刻万姿态，可玩不可传。”

这些都是很典型的风水宅居模式及景观模式，所谓“地理四科”，即风水之论述环境选择。

模式的“龙”、“砂”、“穴”、“水”种种意向，都有相当明晰的反映。应当指出的是，风水理论注重实践，以其理论指导山水选择，因“山川之情性不一，龙穴之位置各陈”，故“因形立名，顾名思义，不在标奇，贵乎近理”，俾能“相江山而择吉，晓人有法”。所谓龙、穴、砂、水等等术语名词，实际都是引类譬喻，赋形以象，寓象以情，原其本始，洞其化分，巧其配合，致用于千态万状的山川自然环境及景观构成的实用分析方法。而这种审辨山水的模式化方法，对古代山水美学的发展，曾作出了有益贡献，并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      例如现存较早的风水名著《管氏地理指蒙》指出，风水之审辨山水，靡不“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，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”。这与宋邵雍“山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”;清李渔“才情者，人心之山水;山水者，天地之才情”等等常为今天美学家引微的名言相比较，前后一脉，是相当清楚的。此外，由于缺乏对风水理论的研究，很多有关传统风景园林理论的研究，常常不得不转而借用古代画论、文论的诸多论说。殊不知，传统画论、文论，恰恰从风水理论汲取了不少营养。典型如宋代郭熙《山水训》，其山水审美理论最受今人重视，但事实上，郭熙“少从道家之学”，明显汲收了传统风水理论的有关成果。诸如《山水训》中“真山水之川谷，远望之以取其势，近看之以取其质”;“大山堂堂，为众山之主……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”，“如君臣上下也”;“山以水为血脉，以草木为毛发”;等等审辨山水之法及譬喻，都显然来自风水理论。
      在另一方面，也不能排除风水理论从画论、文论中汲取智慧的事实。例如风水名著《青囊海角经》有谓“结穴”：“如画工丹青妙手，须是几处浓，几处淡，彼此掩映，方成佳景”，就明确显示了风水从绘画寻得借鉴的事实。从古代传统看，著名建筑哲匠往往既精绘画，也通风水，而很多文人则诗文、绘画、建筑、风水，皆有雅志，因此，画论、文论与风水理论互为表里，也是情理中事。例如清代乾隆时曾在圆明园内作画的法国传教士韩国英（P·Pierre Martial Cibot），就曾指出当时设计营造皇家宫苑的中国建筑师或园艺师，往往富于艺术家、哲学家的很高修养。而他引徽一位哲匠刘舟关于园林选址意向的叙述，则清晰显示了风水的美学情趣：“他们首先追求的是空气新鲜，朝向良好。土地肥沃;浅冈长阜，平坂深壑，澄湖急湍，都要搭配得好;他们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挡风，夏季招来凉意，有泉脉下注，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，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线。”参照清代著名建筑世家样式雷的事迹及遗存图档，可以看到，韩国英关于当时建筑师的记述，是相当真实的。见载清代档案，世代供役于皇家建筑规划设计事务的样式雷，每有宫苑、陵寝等设计规划，实际都要与钦派风水官员同赴实地相度风水，还要绘制专门的风水地势画样;至其家传、抄录或自编的风水著作，也至今遗存（北京图书馆样式雷图档）。
      从上述种种事实看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，探讨其美学思想、理论及方法，包括风景园林理论在内，是不能不深入研究风水理论的。山水自然景观的评价与选择，是风水理论的重要内容。毫无疑义，深入发掘研究，对丰富、深化和完善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有关课题，是可以取得丰硕成果的，也可以澄清迄今建筑史界一向多属推测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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