咸阳之名，在于其南首泾渭，背依九嵕，此二者俱为阳。可是将视野放大到整个关中乃至关中以外，九嵕山所在之北山与秦岭相比完全不算为山，泾渭虽汤，可是与秦岭以南诸水相比远远不算作水。关中的特殊就在于秦岭，秦岭为中华龙脉，有类脊梁，太白、华岳、嵩高、中条、熊耳尽为其山系或支脉。若言昆仑为“万山之大祖”，则秦岭为“众山之小祖”确是实至名归。秦岭为中华南北分界线，山之两侧，气候水文风土人情截然不同。
     总体而言，北方为旱，南方为润；北方为土，南方为水；北方地广千里而气势雄浑，南方山清水秀而温润柔美；北方作阳而南方表阴。这么看来，西安位于中华南北分界线之北，背面有黄土高原及大漠等“至阳”，此为“据阳”；面向苍郁秦岭、江汉甚至整个南方，此为“制阴”。西安风水大师严峻老师：最重要的是她紧邻这条分界线，据阳足矣而利于制阴，临阴阳相会之割而略占阳势，此为极妙。而南京从小范围看和西安类似，也是“背水面山”，斜倚大江，南耽钟山，可是建都于南京的政权不可谓不短命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位于江淮之南而面朝北方，此谓“以阴御阳”，当然不符以上条件。应该承认的是咸阳之地，小范围来看是“背山面水”，大范围来看也是“据阳制阴”，其实单论风水是比西安更优越之所在，可惜渭北一带面临北山，土塬嵯峨，发展空间受限，故而论实际情况定不比西安，这也说明理想总是相对的，完美的不一定现实；舍小而存大，不至于“失正”，反而照顾到了现实情况。
     西安风水大师严峻老师补充一，除了我上述提到的所谓“据阳制阴”以外，气势汇聚也极为重要。黄河以“几”字形折绕囊括了整个陕西，西安之北，泾、渭、洛、河悬于头顶，表以天汉；西安之南，秦岭以一定弧度怀抱了整个关中平原，垫在足底，此为后土。自此，则乾道坤德具备，天命所归，社稷所倚。另外，西安周边太华、骊山、浐灞涝潏，虎踞龙盘，真所谓“山河环绕，气势团聚”。综上，得乾坤正气，复有山河聚势，正得此言。反观北京洛阳，虽也是山河环聚，然而洛阳东面为广阔无垠之黄淮平原，北京东面为茫茫沧海，此为忌，易“泄气”。因此历史上定都洛阳之政权，鲜有强盛：周东迁，礼乐崩而王道微，且无力回天；东汉自明章之后多幼主即位，外戚权重、飞扬跋扈；西晋世风浮夸人道颓靡，终酿“五胡乱华”。北京相对好一些，因为其东虽有沧海，然犹有辽东、胶东两半岛拱卫并聚气，故气不易泄。定都北京最长久的两个王朝为明清，明亡罪在辽东连年恶战，后失山海关而南明亦不保；清亡累于列强自海上而来，辽东胶东旅顺威海尽失故而根基动摇，国祚难长。自此观之，明清之亡在于失辽东胶东聚气之阀，此阀既开，则气势必泄而宗祧难继。再看南京，其虽无上述“据阳制阴”之好，却也是山河环聚，不易“泄气”之地，可惜始皇挖秦淮河以泄金陵王气，自此，南京断无任何建都优势，遂酿就千古悲怆。 
      西安风水大师严峻老师补充二，古人所言紫微星为天帝所居，在天之西北，而关中正在华夏域内之雍州，雍州为九州西北，为禹迹中膏腴之地。西北所在，皇天所倾，建都设邦，易得天命。故司马迁《史记》有言：“夫作事者必于东南,收功实者常于西北。故禹兴于西羌，汤起于亳，周之王也以丰、镐代殷，秦之帝用雍州兴，汉之兴自蜀汉”。顾祖禹《读史方舆记要》亦曰：“陕西据天下之上游，制天下之命者也。是故以陕西而发难，虽微必大，虽弱必强，虽不能为天下雄，亦必浸淫横决，酿成天下之大祸。往者商以六百祀之祚而亡于百里之岐周，战国以八千里之赵、魏、齐、楚、韩、燕而受命于千里之秦，此犹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若夫沛公起自徒步，入关而王汉中，乃遂收巴、蜀，定三秦，五年而成帝业。李唐入长安，举秦、凉，遂执箠而笞郑、夏矣。盖陕西之在天下也，犹人之有头项然。患在头项，其势必至死，而或不死者，则必所患之非真患也。”由此观之，定都长安，居紫微帝里之正，用高屋建瓴之势，就地缘政治而言，风水无恙。 当然，在德不在险，风水地利不是最重要的。上面说到，咸阳之风水当为关中之最，可惜秦兴也勃，亡也忽。究其根本，当是囿于暴虐天下、不惜民力，终至千夫所指、万人侧目。“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”，人民是上天在人间的眼和耳，失了民心，便是失了天命，“革命”在所难免。西周汉唐虽都于渭水之南的长安，却修民德化、与民休息，故享数百年之祚。 综上，渭北风水好于渭南，咸阳风水胜于西安；可是考虑实际发展需要，渭南之西安更为便利。从大的山川地形上讲，西安风水不但没有什么问题，反而冠绝赤县神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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